学术 | 中国画的“笔墨”后面到底有什么？
9月23日，中央美术学院原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潘公凯教授应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邀请，参加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建院60周年的系列学术活动，以“论笔墨典范——人格理想的表征系统”为主题作了演讲。
潘公凯教授在演讲
潘公凯教授从中国画的笔墨发展，笔墨的意义结构和形式语言，笔墨作为人格理想的表征系统，对人格理想的欣赏、追慕、塑造，和群体性人格理想作为自我塑造价值导向的未来学意义等多个层面入手，层层深入，分享了他对中国画笔墨的见解。
笔墨发展的五个阶
潘公凯先生首先为现场的老师和同学们分享了一组他临摹古代绘画作品的录像，展示了潘先生临摹顾恺之、范宽、倪瓒、朱耷、吴昌硕等画家杰作的过程。
潘先生认为，他们的笔墨趣味各有不同，其绘画作品可以看作中国绘画笔墨发展的阶段的代表：从晋代的顾恺之直到近代的吴昌硕，从魏晋之际纤细均匀的笔法线条（顾恺之）和程式化的造型形式，发展到两宋时期轮廓线与皴擦分离（范宽），造型比例基本写实，又发展到宋元之际轮廓线和皴擦融合，笔墨松灵隽秀（倪瓒），再发展到明末清初在笔墨和章法方面确立全新典范（朱耷），之后发展到清末自由的大写意水墨画（吴昌硕）。
笔墨范例表征人格理想
对于传统中国画来说，为什么“笔墨”那么重要？为什么历代书画大家都以毕生精力来研究笔墨？为什么笔墨的优劣决定画品的高低？中国画的“笔墨”后面到底有什么？潘先生认为，这是关系到中国画的精神核心和未来学价值的问题。
潘公凯作品
潘公凯先生指出：“笔墨是在中国特有的书法和绘画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独特文化结构，是人类文化的其他脉络（如两河流域、地中海沿岸、印度等）中所未曾出现过的，是东亚文化传统中的珍贵遗产。”笔墨作为一种形式语言，有其自身的结构，具有表情达意的功能。在笔墨形式之后，还有一个更为基本的、形而上的意义结构，这种意义结构的基础是由书画鉴赏、书画作品和书画理论形成的书画界，而意义结构的核心是笔墨表征，表征一种人格理想。
潘公凯先生强调，中国书画的笔墨范例的价值，就在于它表征了士大夫群体的人格理想。比如董源、黄公望、倪瓒、八大山人、吴昌硕等这样一些大画家的绘画作品，才值得欣赏，因为这些人的笔墨特征呈现了他们作画时的状态，表征了他们所追慕的人格理想。绘画作品的笔墨与创作者的情趣和人格有着“同构”关系，对笔墨的欣赏，就是对作者情趣和人格的追慕。
锤炼笔墨必不可少
潘公凯先生引用余英时在《士与中国文化》一书中的观点来突出人格理想的意义：“也许中国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位有血有肉的人物完全符合士的理想典型，但是这一理想典型的存在终是无可否认的客观事实，它曾对中国文化传统中无数真实的‘士’发生过‘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鞭策作用。”而中国书画的笔墨所追求的，就是这样一种人格理想。因此，锤炼笔墨是一个参悟的过程，与学佛一样，也是每日不可少的“日课”。笔墨的练习，亦成为中国文人自我修习的途径，书画转型为人格修炼的方式。
作品《春雪》
其实，在当今世界好莱坞大片的英雄主角其实也在宣扬这一种群体性的人格理想，具有典范的引领作用。而当代的静悟和禅修也在锲而不舍地探索着远古的方法与未来的信仰之间的贯通与契合。这些可敬佩的重建精神性的努力，能够给我们书画的现当代转型提供什么样的启示呢？
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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